新发传染性疾病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威胁，其中具有潜在流行可能的传染病更是一个主要的全球挑战。
2014年11月，Lancet Infect Dis上发表的“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从新发传染病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控制传播的策略和方法。现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引言
新发传染病（EIDs）是指人群中新出现，或已经出现，但发病率或地理分布迅速增加的传染病。
EIDs包括：识别新的区域或人群流行的传染病；发现一种已知疾病由感染引起；曾经未识别的传染病出现在栖息地发生改变的地区；由微生物的变化导致的新的传染病；由于耐药或公共卫生体系破坏导致的曾经发生过的传染病再发。
关于“大流行”的简明的定义有一段曲折的历史。经典的定义是：“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或跨域国界线，波及很大范围，受影响人数众多”。
这个定义在文学上解释了“大流行”的概念，但它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人群免疫力和疾病的严重程度，因此给实际应用带来了很多问题。
在本世纪，已有数次全球和潜在的全球新发呼吸道传染病大流行（图1），揭示了动物和人类宿主、微生物、及影响传播的环境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图1.主要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的时间轴。
包括流感大流行在内的EIDs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主要源自野生生物（72%），60%为人畜共患病。当动物传染病跨越种属屏障，可感染人类的时候，新发传染病便伴随着人与动物相互作用出现了。很多时候，对这些传染病的认识要滞后于其跨越种属屏障数年。
在过去40年发现的EIDs有：埃博拉、马尔堡出血热、艾滋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甲型流感H5N1、副粘病毒感染（亨德拉和尼帕病毒）、变异性克雅氏病（vCJD）、牛海绵状脑病及由产Vero毒素大肠埃希菌O157引起的食源性感染。
近期，起源自单峰骆驼的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同样是动物源性的传染病。
本文中回顾了具有潜在大流行可能的呼吸道传染病，从经济、政治、科学等方面讨论了最小化全球传播的的策略，以及从非呼吸道EIDs中学到、可供借鉴的经验。
最小化流感大流行风险
对于流感大流行的准备，全球和国际应答系统需要做好平衡，既要避免1989-1991流感大流行那世界末日般的悲剧重演（估计全世界感染人数达5亿人，死亡1千万），也不能对轻微、不甚严重的流感病毒爆发做出世界范围内的过度反应。
流感病毒强大的变异性、持久性、潜在的快速传播及严重性，意味着优化全球应答策略是一项持久的工作。
WHO已就流感大流行风险管理发布临时指南，基于持续风险评估，及更紧急的风险管理框架下的行动相一致，根据一段时间内全球平均病例描述了大流行随时间推移的阶段（图2）。
图2.WHO在各大流行阶段的风险管理行动。IHR：国际卫生条例；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个新的指南是WHO在回顾了对2009 H1N1大流行的协调应对，以及就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做出实质改变后做出的推荐。
这是流行病全球阶段的一个新方法：简化为四个阶段，将在国家水平行动脱开，强调提供指导，而成员国就自己国家的风险管理计划保持责任和机动性。
该计划目前推荐利用卫生应急风险管理框架（ERM-H），采用一种全致灾因子方法，将计划的每个方面植入社会的各个层次，包括决定流感大流行风险的关键方面（例如传染性、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对国家行动计划的可能影响）。
流感大流行准备（PIP）组织用于共享流感病毒、获得疫苗及其他益处，这将WHO成员国、WHO、生产商、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在一起，共同改善并加强存在人类大流行可能的流感病毒的信息共享。在未来的流行中，对需要疫苗和药物的国家，实现预见性更强、更有效、也更公平。那时候将看到，该框架网络在大流行准备上道德伦理方面的考量。
不断发展的流感大流行准备策略：WHO临时指南
1、国际卫生条例下的合作（IHR，2005）
国际卫生条例（2005）对196个缔约国具有约束力，提供了一个预防、控制、响应公共健康威胁的全球法律框架，其中公共健康威胁包括了可能会波及多个国家，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在条例中规定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s）。
PHEIC定义为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通过国际间疾病传播，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健康构成威胁，可能需要国际响应的协调。该定义暗含的情形包括：严重、突发、非同寻常、或出乎意料；意味着公共健康威胁超过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迅速的国际行动。
决定一个事件是否符合这一分类是WHO总干事的责任，并需要随后召集健康专家委员会（IHR）紧急事件委员会。
2、大流行阶段
流感大流行阶段显示出WHO根据具有大流行可能，感染人类流感病毒的全球情形做出的风险评估。这些评估基于病毒学、流行病学和临床数据的发展和演变。
完整的阶段——流行间期、警备期、大流行期、过渡期——考虑到流感病毒引起世界范围内感染，描述了亚型的传播。
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面临着不同的风险，建议各国家发展自己的国家风险评估和管理计划，同时可将WHO提供的信息和支持加以纳入和考虑。
3、流感大流行准备（PIP）框架
该框架汇集了成员国、工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及WHO，以提供共享流感病毒信息、获得疫苗及其他益处的途径。框架自2011年5月24日起生效，包括三个核心组件：
病毒共享：通过成员国共享PIP生物材料，以确保全球监视和风险评估的进行，以及安全、有效疫苗的研发；
利益分享：基于公共健康风险和需求，通过成员国和WHO确保相关国家共享PIP生物材料的获益；
管理和审查：该框架提出了一个具有三大支柱的监督机制。世界卫生大会监督PIP框架的实施，WHO总干事推进其实施，而咨询小组为总干事提供指导，监控PIP框架的实施，并每年向总干事汇报进展。
大体上，WHO在PIP框架的实施中扮演秘书的角色，与公私合作伙伴一道尽可能高效的实现目标。
4、风险评估及健康框架紧急风险管理
大流行准备的国家风险评估过程应当分析三个重要指标：传染性、疾病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健康框架紧急风险管理描述了通过预防和缓和管理风险的方法，准备、响应，并从包括流感大流行中的紧急事件中恢复。
推荐国家流感风险管理计划使用这一全危险因素的方法，包括在六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政策和资源管理；规划和协调；信息和知识管理；卫生基础设施和后勤;健康及相关服务;社区能力。
阻断传播的干预
对干预有效性的评价曾备受关注，尤其是在2009 H1N1大流行之后，人们期待干预能够减缓大流行，然而，这些结果却因流行病学的原因帮助甚微，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有效或无效的证据。
因此，相比于对于洗手这项干预措施信心满满，面罩、社会隔离（包括2009大流行期间关闭学校），在港口使用热扫描仪的贡献则受到质疑。重要的是，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的药物干预，以及在动物与人接触中采取防护措施等干预也存在争议。
这样的不确定带来的最终结果是，科学无法提供确切的建议，以及成本效用信息，以供政治家做出大流行准备投资方面的决策。从政治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反应过度及反应不足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很难。
应对EIDs的经济花费
流感大流行计划是在科学、经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经济层面，EIDs在过去20年造成的损失约为数千亿美元。
世界银行一项2012年细化新发传染病控制经济因素的研究预计，1997-2009年间6次主要的EIDs爆发，可查资料良好的成本可达至少800亿美元。其中包括了尼帕病毒、西尼罗河热、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BSE和裂谷热（图3）。
图3.给定新发人畜共患病的估计花费（1986-2006）。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BSE：疯牛病；HPAI：高致病性禽流感；RVF：裂谷热；WNV：西尼罗病毒；图片经世界银行许可改编。
控制未来流感大流行及其他大型EID爆发的花费很可能将进一步增加。2009 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英国花费约为18亿美元，其中估计6750万用于大量储备预防和治疗用奥塞米韦和扎那米韦（美国这一项支出约为13亿）。
最近Cochrane协作网发表的系统评价显示，上述两种药物在预防和治疗健康成年人及儿童的流感中并未得到证实。由此，作为流感大流行准备的一部分，国家储备策略的成本效用引起了极大关注。
然而，在没有其他替代缓和措施的前提下，该证据需要从政治的角度现实的去理解。随着迅速增长的成本影响到卫生保健和支付的各个领域，在病区采取合理的预防和控制策略，在大流行准备中采取全致病因子方法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近年来，公平、公正、慈善的原则同样成为流感大流行规划的关键问题，以确保国家在共享临床样本中获益，以及对新发传染病研究的伦理学要求。
在理解对下一次新发传染病流行做好准备的时候，需要重温三个重要的事件:2003年3月的SARS——以爆发开始，具有潜在大流行可能；2009年4月的H1N1——以爆发开始，演变成大流行；2012年9月的MERS-CoV，以大流行开始，但或许永远不会发展为大流行。
这三个事件均建立在前一次的经验教训上，每一个事件都显示出我们可以如何改善全球公共卫生应答，而每一个事件也体现出学习和提高的失败之处。
大流行、SARS、及教训
在2009大流行（以及SARS和MERS-CoV）之后，很多经验教训都集中于提高在新发（再发）传染病早期阶段的觉察和应答。
对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推荐涉及监视，数据收集和共享，如何更好地定义一次新发传染病的严重程度，将公共健康应答与公共健康的效果更好的联系，如何提高诊断能力，如何更快研发和开展医疗措施。
因而，国际和国家规划得到改进。国际上，全球监视系统和流行和流行病学情报系统（例如ProMed、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络（GPHIN））的价值正在逐步显现，而新创立的系统，例如全球卫生安全倡议成员国和区域疾病监视的连接机构（CORDS）创立的早期警报和应答系统（EARS）。
这些系统的潜力，以及公共数据描绘潜在爆发地图的价值已得到证实。很多全国规划经过修订，都包括了2009大流行中的经验：在SARS后对国际卫生条例（IHR）的修订，获得全球范围的接受，提高了国际警惕、合作与协作；社交媒体的全球化带来更大的透明性，或当缺乏透明性的时候，给予更多知晓和曝光；以及更加关注风险评估和危险性信息交流的计划。
SARS爆发同样显示了全球社会在爆发实时、全方位协作的意愿，包括流行研究、临床管理、及实验室病毒学研究。
国际监视和信息共享已得到持续改善，表现在国与国、公共卫生当局之间的信任，以及更积极的推动样本和基因组序列的共享。在中国，当局对H7N9感染的响应显示了国家及国际响应的进步。然而正如MERS-CoV爆发时的表现，合作性研究也并不总是取得成功。
甲型流感H5N1的持续传播和周期性再流行驱动了疫苗贮存、研发及制造能力，并因此诞生了大流行计划，但在2009甲型流感H1N1大流行经验的指引下，才给予了更高的紧要性及相应政治推动。
医药行业在病毒分离、疫苗研发及实践的伦理道德方面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实质性的挑战仍然存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平仍然存在。
H7N9及MERS-CoV流行事件的发展显示了全世界应答及信息共享方面的进步，但全球准备仍有进步的空间。
尽管关于MERS-CoV已有不少文献发表，但还需要流行性的病例对照和临床病理学研究，以理解MERS-CoV感染人的来源和传播动力学。同时，MERS-CoV在沙特阿拉伯医院的爆发，需要加强和实施基本感染控制措施，以保护健康工作者免受感染。
虽然对新发传染病和潜在流行传染病的国际准备已取得实质性进步，仍有两件事情需要解决：1、建立信任；2、将国际准备的努力转移到上游，关注新发人畜共患病的预防。
建立可靠的全球合作
建立国与国、公共卫生当局间的信任，确保合作和透明性的最大化迫在眉睫。
在过去10年，已有重要的全球事件，突显出国家和国际组织因商业和政治利益处于紧张关系时，对全球大流行的防范政策产生了不当影响。当涉及技术、专业知识、更好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手段等方面的不公平普遍存在时，这种影响将被进一步激化。
例如，印度尼西亚在2006-2007年拒绝与WHO共享H5N1流感分离菌株样品，以直接抗议在分享病毒样品及疫苗研发技术方面的不公平。
随之而来的2009年H1N1大流行中，也同样证实了对WHO的响应缺乏信任，其中包括来自欧盟委员会的质疑，其强调WHO为响应大流行召集的紧急委员会成员国可能的利益冲突，并将他们与工业相联系，指出WHO在委员会成员上保密。
随后对2009 H1N1大流行响应的回顾中还强调了对中、低收入国家疫苗供应本质上的缺乏和延迟。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2009 H1N1大流行后呼吁更多的公平与发展，已取得初步的积极成效。在WHO的PIP组织中，已开展了认识到在共享利益前提下促进病毒共享。
印度尼西亚目前已成为正在发展或已经具有国内疫苗生产能力的几个中、低收入国家之一，其他几个获得WHO技术转化项目支持的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埃及、印度、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南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非、泰国和越南。
在荷兰疫苗研究所（RIVM）开展一个技术转化项目，提供从鸡胚生产灭活流感疫苗的培训，这类积极的行动将有助于实现建立可靠全球合作的目标。
尽管大量报道强调国际合作和利益分享在大流行准备中的重要性，但实现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关于全球合作当如何工作，这类合作的价值方面有着更好的政治认同，但在商业和学术领域，仍存在障碍。
中国在SARS中获得的直接经验，以及因响应不及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对迎接H7N9的经济挑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沙特阿拉伯在MERS-CoV中的经验凸显出其他的障碍，例如国际协作及合作关系的无能。
尽管有明确的合作和分享的意愿，以及关于早期冠状病毒病例和爆发的大量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信息的文章发表，在作为同行评议文章接受之前，公共卫生当局间信息，及临床和病毒样本的共享仍存在延迟。
只要学术和研究机构主要由他们的发表记录或有关商业规则进行评判，利益冲突就会始终成为建立信任的障碍。因此亟需充分的全球公共卫生职能，突破这些限制，允许自由、快速的分享信息和样本。
政治家正在逐渐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全球卫生安全行动组（GHSAG）已启动工作，开发样本共享协议和安排，这些建立在WHO PIP组织的基础上，但其对象不仅包括流感病毒，还包括了任何可能导致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微生物。
GHSAG的行动最初关注其小组内国家间的样本共享，但它将通过GHSAG的协定向其他国家开放共享，这些协定将鼓励和帮助在没有经济利益妥协和损害未来利益共享的情况下共享样本。
专门的能力建设活动将有助于增进信任，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合作精神。
超国家参比实验室（SRL）网络在“Stop TB”合作中监视耐多药结核中获得的积极的全球经验，可作为发展一个更加完整，覆盖一系列高优先权EID病原体的全球实验室监视、诊断、疫苗研发和生产网络的模板。
这类行动的最终目标将是确保在每个WHO地区，都拥有足够数目的生物安全3级（BSL-3）参比实验室，以满足其成员国和人民的需求。
一个全球网络的好处将包括对局部和全球EID威胁能够更快速、有效响应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地区保持人力资源和专业知识。后者的附加获益在于有助于减少中、低收入国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等重要的智囊向更加发达地区的流失。
美国已开展一项高水平的行动（全球健康安全议程），将不同国家联合在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实验室能力明显应当首先考虑，该项目还必须成为一个契机，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中，作为发展信任的社会团体的催化剂，并能够提供对加强IHR框架明确的支持。
预防
目前行动的重点仍关注检测和应答，而非预防。大多数全球大流行准备只有在感染发生后才见成效。因为预防不可能完全有效，这对于全球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最大的获益可能来自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或其向人类的传播，而非在开始流行后去管理。
着眼于上游，从源头发现和阻止这些新流行的发生，需要结合人与动物的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进行更好的合作和研究。在全球化趋势和生态系统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理解疾病如何发生，如何跨越种属屏障感染人类显得更加迫切。
EIDs，包括呼吸道感染大流行，例如流感和MERS-CoV，都有类似的情形：感染常常首先在急诊临床诊疗中首先发现人类感染，爆发的假说形成研究往往早于感染源头的发现。
因此，出于迫切性和预防的目的，最初对控制的推荐，是基于过去和当前有相似流行病学特征爆发的证据，而这些预防措施可能导致严重的负面经济影响。
尽管现代技术手段，例如基因组测序，提供了识别可能病原体的解决方法，预测其出现及感染人类时的行为仍然十分困难。更好的理解普遍的疾病生态学及野生动物病原体的动力学研究可作为更好的预防传染病在家畜和人类爆发的途径。
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资源，通过从过去传染病流行中汲取经验、理解并减少影响动物感染的（决定性）因素，从源头上预防传染病，可以使全球控制EIDs的努力更好的实现。
这些决定性因素包括人为因素导致自然环境、都市地区、农业系统的改变；提高加工动物性食物；以及世界贸易、移民和气候改变。
很多基于证据的策略都遇到了政策阻碍，尤其是危及经济利益的时候。以农业为例，作为一个主要由一个利益驱动的产业，最容易自发接受的预防和缓和策略是那些具有成本效益，不会有损利益的策略。对于成本代价更大的政策选择，强制性立法可能是其实现的唯一方法。
动物产业（及相关领域，例如贸易、商业和环境）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和策略，相较于其他产业，更容易改变和接受。
同一个健康
早期干预预防和减缓新发传染病，其在健康相关和经济方面的论据令人信服，在此驱动下，过去十年，“同一个健康”的理念愈加深入人心。
美国兽医协会将“同一个健康”定义为多学科协作的努力，包括当地、全国、全球的工作，以实现更好的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这种方法可以预防和减少新发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等，例如流感，旨在处理在动物与人生态系统交互作用中潜在或已经出现的传染病风险。
“同一个健康”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很多国家政府、国际机构、全球组织正在协作，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正式签署“同一个健康”的全球组织有WHO、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国流感协调系统（UNSIC）、及世界银行。
此外，欧盟委员会、美国疾控中心（CDC）、美国国际开发署、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及惠康基金会目前为大量“同一个健康”相关研究提供支持。
WHO、OIE及FAO创立了全球早期预警系统（GLEWS），作为这三个组织共享的一个平台，来改善全世界人畜共患病及EIDs的早期预警及风险评估。
三个组织间的战略联盟（三方协议）在过去十年得以发展。其最初构想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一种合作方式，分担责任，以遏制人类和动物疾病的发生和传播。近来，这一目的得到扩展，包括了其他非疾病特异性的合作，包括由人类或非人类使用抗生素引起的抗微生物耐药问题。
随着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以及未来在疾病领域对监督协调、预警、应答系统可能的整合，通过该合作促进世界流行准备计划成为可能。
FAO和OIE已开发了一个动物流感经验共享网络（OFFLU），以支持监视和控制禽流感感染的国际努力。
OFFLU与WHO全球流感监视和应答系统（GISRS）间的联系已愈加紧密，从而便于信息的自由交换，以及在网络间建立联合技术项目。
在全球水平加强“同一个健康”的合作关系，将最终带来全球流感准备计划的进一步发展。流感准备将“同一个健康”明确嵌入其中，包括其对世界动物和人类大流行的洞悉和应答机制。
最后，将“同一个健康”从知识转化为政策的发展，有助于将流感准备从检测、评估、应答转移到更上游：从源头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从而更好地保护动物和人类健康，保护环境（图4）。
图4.将证据转化为政策——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控制的范例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同一个健康”的实施面临资金不足和善变。始终支持和推动这个项目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农牧业生产呈现集中趋势，肉类、奶制品、家禽的生产集中在更大的农场，而非小型、分散的作坊，可能会为引入动物群体监视的标准和策略提供机会，这在以往是难以调节和维持的。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大型集中的家畜、家禽养殖场均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确认和品质保证，可保持为一个基本监视系统，监测家畜感染，这可以通过“同一个健康”与开发ISO标准的技术委员会协商约定来实现。
早期察觉和控制家畜（家禽）传染病的爆发带来的收益，使得实施这类监视系统增加产品成本不足为虑。通过使用资料卡和基于手机的数据收集平台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对动物（家畜）和人类的实时症候群监测成为可能。
若能证实这些方式具有成本效益，政府、贸易部门、经济、农业、类似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组织、类似世界银行的金融机构应当积极推进。若证实不具有成本效应，则需要发展具有成本效益的更新的技术。
很显然，任何政策或策略的开发都需要谨慎的风险评估，确保低收入国家不会受到不公平的贸易限制，其自身发展、食品价格、食物供应等方面无需做出妥协。因此在积极措施（获得资金增加）和消极措施（加强监管）间需要仔细的权衡。
世界银行预计，对于60个低收入国家和79个中等收入国家，将其动物感染预防和控制系统提升至OIE或WHO标准需要的年度资金在19亿至34亿之间。
为了在传统捐助的基础上，扩大资金来源，以支持“同一个健康”的研究，改善动物-人交互过程中的控制策略，作为家畜、家禽大的进口商和出口商的高收入国家，应鼓励其为这些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尽管全球流感准备工作的重点在于流感病毒，于此同时，也有从其他病毒感染时全球应答中获得的教训，例如近年来传播范围超出其常规地理分布范围的人畜共患病，例如裂谷热。
裂谷热是一种虫媒传播的人畜共患的新发传染性疾病，2000年在沙特阿拉伯爆发，这是裂谷热第一次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出现。
随着裂谷热的爆发，沙特阿拉伯颁布禁令，禁止从索马里进口活动，该禁令一直持续到2009年。然而，该禁令仅部分有效，动物仍可通过其他中间国家从索马里进入沙特阿拉伯。
在随后几年里，利用沙特阿拉伯的投资，索马里港口城市博萨索(Bossasso)和柏培拉（Berbera）升级了港口检疫及家畜出口设施，确保索马里能够出口动物到更多的国家，并向进口国家保证其购买的动物无疾患，操作符和国际OIE标准。
这项双边协议使得两个国家在贸易、人与动物健康等方面均有获益，可作为另外一个“同一个健康”提议的模板。
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双边支持在低收入国家发展其他农业和畜牧业系统，作为加强食品安全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了一个将控制EID，例如流感和冠状病毒项目包含进去的机会。“同一个健康”可能联合国家、全球及健康和贸易优先权实现EID的控制。
结论
通过对过去经验的学习，对潜在大流行新发传染病的全球准备已得到改进。然而，全球准备关注的重点太过于下游，而非更有效的预防。同时，尽管获得一致同意非常重要，合作与协作仍存在障碍。
目前，形成全球健康安全倡议和“同一个健康”理念，若拥有充分的信誉、信任和政策支持，将从本质上改善现状，减少未来的传染病威胁。
全球大流行准备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承认科学和政治共同体利益的合法地位，尽管其有时存在矛盾，同时还需要克服发展信任和真正全球合作过程中的障碍。
关键信息
1、具有潜在大流行可能的新发传染病（EIDs）是对全球健康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
2、大多数由潜在大流行可能的新发传染病爆发都是动物源性的。
3、在过去40年发生了一系列EIDs：从埃博拉、马尔堡出血热、艾滋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甲型流感H5N1、产Vero毒素大肠埃希菌O157到最近发现的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
4、过去20年，估计EID导致的全球经济损失为几千亿美元；在1997-2009年，这项花费高达800亿美元。
5、大流行的阶段从之前的六个简化为四个，从国家水平的行动脱离开，各成员国就自己国家的风险管理计划保持责任。
6、方法包括健康框架的紧急风险管理（ERM-H）和发展流感大流行准备框架。
7、早期干预预防和减缓新发传染病，其在健康相关和经济方面的论据令人信服，在此驱动下，过去十年，“同一个健康”的理念愈加深入人心。
8、尽管国际监视和信息共享已得到本质上的改善，过去十年，仍有重要的国际事件发生，突出了当经济和政治利益凌驾于公共健康优先权之上时，紧张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
9、建立可靠、有意义的动物、人和环境健康部门的国际合作非常必要，有助于迅速的察觉潜在的传染病流行，快速启动公共健康预防和控制指导及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