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学在急速扩张的进程中，出现了急剧体制化，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曾经大喝一声“大学不是养鸡场”，来批评大学在学生培养体系方面的异化，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学似乎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象比比皆是。学术似乎不再是一种韦伯所言的神圣的志业，而仅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已。面对这一切，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

无处可逃的体制化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的压抑。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公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么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

其实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马克思·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的，更多的是一套礼治。但是，这套所谓的资本主义化的官僚制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以科学、理性和合理化的名义、服从公司化的管理目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而整个效率管理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由他们通过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的法则。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遵循的优胜劣汰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发了多少篇权威刊物、核心刊物文章、拿了多少课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志。

那体制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整个学术生产的资源与分配，都在体制里面。这个体制掌握了整个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的绝大部分资源，而这个体制指的是行政意志，上到教育部，下到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完全由他们来操控，即使有专家评审，但评审的标准和最后的裁断权却不在专家手里，现在常常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投票的结果竟然还对专家保密，美其名曰怕专家泄露消息，实质是更方便行政意志的黑箱操作。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体制化的历史进程

李泽厚先生曾经概括说1990年代相对于之前的198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而学问家凸显的变化趋势。在1980年代，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代大学体制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业是普遍的清贫，但知识分子却因此获得了自由。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左倾余毒。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在那时，人们在精神上、心态上也放得很开，即使有很多压抑，但大家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似乎充满信心，人的物质欲望也不那么膨胀，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称之为是一个“后理想主义的时代”。一个人有了一些超越个人的大关怀，有时候也就不那么将个人的利益得失太当一回事，相信国家好了、个人的前途也会水涨船高。

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这套严酷的学术生产体制如今对大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构成了致命的生存压力。虽然这套体制像高考一样，表面是客观的、公平的，量化指标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否可以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文章，是否可以拿到项目课题、是否可以获奖，最终还是取决于人，而这个人，一定是拥有权力的。于是，不少学者的心思不是在做研究上，而是如何去“攻关”、拉关系、走后门。前不久媒体披露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定当中评委公开索贿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当一个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当学术自身缺乏自主性的时候，这个体制必定会产生结构性的腐败。而腐败哪怕是个别的、局部的，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普遍的全局的，人们不再相信体制的公正性，而只迷信权力。于是，拼爹、拼关系，成为一套人人信奉的潜规则。

到了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套荒谬的体制。于是，这套体制就像荒谬的高考制度一样，人人不满，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十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在体制内部谋生的人，也越来越觉得在体制面前的无可奈何和个人的渺小。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衡量一个老师学术的能力，

不再像过去那样，从学术的内在尺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质量，而只是看外在的指标：文章是发在哪一级刊物？项目是省部级还是国家级？获奖是一等奖还是三等奖？研究报告被哪个级别的部门所采纳、哪位首长有过批示？老一代的学者还好一点，还残存一点过去的学术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按理说，这两种取向的冲突应该还是会造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种痛苦的感觉，但久而久之，当体制被内化之后，人们便被洗脑，从痛苦走向麻木，这就是体制内化的效果。体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内化。这个内化，就像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那样，用我的说法是“自觉而不自愿”，也就是说，在意志上，是被迫的，并非心甘情愿，但似乎没有选择空间。但在理性层面，却有非常自觉的因素，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拼命去适应这套法制，最终被体制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