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迫切。社会舆论的焦点涉及院士退休制度、待遇行政化、学术腐败以及院士遴选的透明公正等方方面面。

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家发展、社会变革，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经历了起起浮浮。而今，作为知识分子“最高学术荣誉”代表的院士群体正在遭受一场“信任危机”。危机的背后，恰恰折射出全社会对于科研学术体制大环境的焦虑。

院士制度改革，核心是使荣誉回归荣誉，但这又不仅仅是一场事关“院士信誉危机”的改革。对于很多院士来说，数十载养成的科研习惯已深入骨髓，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院士制度改革是否能让他们继续为国家、为科学发挥余热——这是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解甲”与否并不重要

“院士退不退休，国家有规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院士不退休。”6月8日，在院士大会京西宾馆会议驻地，耄耋之年的中科院院士倪嘉缵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他所指的相关规定就是198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这份文件指出：“经所在单位报请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批准，可以延长离休退休年龄，但最长不超过七十周岁；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休退休，继续从事研究或著述工作。”

据此，院士原则上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单位情况“能干就干，该退就退”。然而，在交流中，一些院士也告诉记者，当前的问题是即便到了70岁的退休年龄，“退还是不退，院士都缺乏主动权”。

据了解，院士到80岁便升格成为资深院士，虽然不能参加院士选举，但继续享有咨询、评议和促进学术交流、科普等权利与义务。为此，一些观点认为，由于院士们在科研项目评审中备受尊崇，仍有能力为所在单位带来好处，单位不放行也很自然。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不在院士本身，”中科院资深院士黄春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提出来退休制，我比较赞成。”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院士们在意的并不是退休与否或者所谓的“院士名分”，他们在意的是“解甲归田”后能否继续如常耕耘。

“退不退休不重要，剩下的这点儿精力不想乱折腾，学生们都很厉害，事情留给他们做很放心。”77岁的中科院院士、海洋学家冯士筰告诉记者，院士退休后可以继续搞研究、搞战略，“工作不一定都是在显处，很多可能是在隐处”。“我这个‘老古董’，现在就希望重返‘象牙塔’，安安静静地教书育人，继续探索和研究。”冯士筰笑言。

被异化的荣誉

有观点认为，院士凭借荣誉和权利垄断学术资源，左右一些重大项目经费的流向，阻碍了国内科研发展和创新。

“但我的亲身经历却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议申报项目的时候，无论对院士还是其他科学工作者都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平起平坐地竞争。”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告诉记者，在她身上就发生过申请项目未获通过的事情。她曾经申请过一项天文学重大仪器专项，最终没有通过。

“这没有什么难堪的，而且还有院士报奖没有通过的，这说明学术资源并不是由院士垄断的。”崔向群说。

另一个饱受争议的现象就是院士队伍的行政化问题。有观点认为，学术与权力挂钩，滋生了学术腐败。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不少院士则表示，聘用内行专家担任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正是我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现在好不容易进步了，难道又要退回去？”

中科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走在校园里，经常会有学生跟她打招呼，一句简单的“晓静姐”让她感到既亲切又自然。“他们叫我晓静姐，说明在他们心中，我不是什么官员。”郑晓静如是说。

“院士队伍中不排除有学霸，但这只是个别现象，不是整个院士群体，更不能牵扯到院士制度上来。”崔向群如是说。

回归“学究”本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行院士制度改革，要求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地发挥广大院士的作用，更好地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

对此，中科院院士、信息与通讯系统专家王越表示，院士制度改革符合实际情况，让院士回归学术本位也是大势所趋。“十几年来，我国最高科技奖得主无一例外全都是两院院士，这说明院士群体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同时指出，为了维护院士队伍的荣誉，撤销院士称号的做法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过去，钱学森、邓稼先、裘法祖等一批老科学家克服万难，回归祖国，在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同时，不忘提携后学，培育新人。而今，很多院士依然用行动诠释着朴素求真的“学究”本色。

采访中，多位院士提及，在院士队伍改革的同时，还应直面一些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如社会广泛关注的学术腐败、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学术过度行政化等。革除这些学术制度陋习，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